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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遥远:中国出了个“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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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遥远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阅读:
作者:郎遥远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0-11-2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 13:36:17
阅读量:4783次
   “反对党”作为现代宪政的一个政治标杆,一直与我们无缘。国共两党在大陆时期,逐鹿中原,兵戎相见,争夺天下,似乎都没有很好恪守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责任。中国现代史上,翻不出一页反对党在宪政意义上的光辉篇章,即便有过也是政党斗争的权宜之策。似乎这块浸润着几千年儒家思想的中华大地,自古只容一龙,不容两虎,难有反对党的栖息之处。诚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共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中国大陆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有其必然的历史成因和现实选择,换而言之,此乃目前大陆政治土壤最适合的体制。西方民主的水晶鞋不一定适合中国大陆这只大脚;而也许是一双朴实无华的布鞋,正合适我们从泥地里拔出来的大脚丫。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用三十年的时间跨过了其他国家或地区几百年的路程,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缔造了全世界盛誉的“中国奇迹”;同时树立和平、开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和钦敬。而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选择了宪政民主体制,成为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虽走过了一段颠簸的民主道路,经历民主成长的阵痛期,正在迈向成熟的坦途,终获“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之美誉,值得所有台湾人以及全球华人的自豪。海峡两岸各有所长,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民主是个好东西,相信是一致认同的普世价值观,这也是中共建政前的核心政治口号。建国后中国大陆走了一段令人屈辱和痛心的文革弯路,终在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中走回正途。改革开放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共表现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也表现出敢于纠错的自我批判精神。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提出十一个新论,立意高远。尤其是“四民主”(即“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四权”(即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让大陆民众充满期待。

  没有制约的权力使人腐化,没有制约的权力之车,必然驶向不公不义、权钱交易、低效运作、腐败丛生的歧路。西方政治体制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反对党每天目不转睛盯着执政党,迫使执政党不敢胆大妄为,必须遵循法律和公义而行。而中共作为大陆执政党,只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从没有反对党,那能否有效驾驭权力这匹烈马呢?对上负责的官僚体制,已成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软肋;每年一届的人代会,似乎成为代表们的过节聚会;草根阶层常通过上访或其他非常渠道维护自身利益;“党性高于人性”的宣传法则,不同程度限制着媒体话语自由权。面对现实政治体制的不尽完善,如何落实十七大报告“四民主”与“四权”,成为普罗大众心中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现代宪政文明靠一个政党的自我监督,犹如自己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是不为也,是难为也。那么中国大陆制衡权力的“反对党”在哪里呢?

  尚待完善的中国大陆民主体制,现实社会的言论空间相当逼仄,使中国大陆当下公众参与网络绽放出澎湃的热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在当前的中国大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首要群体,往往不是人大代表,而是在每一台计算机终端旁,表达民主诉求的普通网民。这些民主的终端通过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网络民主,集结成一个中国大陆日渐理性、日趋强势的“反对党”。

  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不乏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实现“质”的提升的契机。网络正是这样一种传播技术的进步。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生活,并且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当网络成为现代生活中最便捷、最广泛、最平等的传播媒介时,其在政治和公共生活意义上核心的“表达”功用如此凸显:从网络融入中国人的基本生活开始,参政议政就一直是网络上的热点。每当有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网民总是迅速地在网上展开讨论以至激辩,民间议论、网上谏言越来越多,各种信息充分展现,各种意见直截了当,这种借助于“虚拟平台”所表达的民意,既可以是“遮蔽”的,也可以是“公开”的。网络的这一特征,或许正切合了现实国情下最具操作性的“民主”实践。

  最早可溯广州孙志刚之死的惨剧,引发对“盲流”收容恶法的废除;稍近可见黑砖窑事件的揭露、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完美解决”,抑或是纸老虎事件的几乎毫无悬念的“悬念”;更眼前的例证是,近来发生的“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社会影响广泛的案件……无一不是网友率先在网络披露,继而不依不饶地追究,才显露事实真相,拷问政府部门行政良心,力促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遗憾的是,在发生这些事件或事故的过程中,鲜见人大代表挺身而出,行使人民托付、法律赋予的监督。即便在各地两会期间,也少有人大代表抨击时弊。广东在今年两会期间,甚至还发生人大代表质询司法舞弊,遭到其他人大代表群起攻之的丑陋事件。一些人大代表信奉与上级指示保持高度一致,背叛选民托付的监督职责,不但是一种奴性人格,更是对民主的犯罪。

  网络的运行,信息的开放,开辟了通往自由民主的一条便捷之路。民主机制的土壤是开放与阳光;信息封锁、暗箱操作,是民主的天敌。网络民主无疑是对一些喜欢独断专行的官员,形成了挑战,构成了威胁。一些官员屡屡对网络进行发难,潜心研究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危机公关,以至于某地的宣传部长竟然怀念起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连因“疫情门”饱受网民炮轰的阜阳市委书记,也曾一脸无辜写博文,大叹“辛酸”与“委屈”。涉事官员的“胆怯”、“辛酸”与“委屈”,恰恰暴露了他们在自省智慧和行政良知上的缺失,证明了网络民主监督权力的有力和有效。一个现代服务型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自省能力,才能不断吸取施政智慧,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在事关民生大计中只有倾听广泛民意,才能避免失误。民主的威权,就是要对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起到足够有力的约束和震慑。

  网络成为公众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表达媒介,其中的各种声音,基本上可以反映直接、真实的即未经过加工的“民意”。从政府角度而言,对于网民提出的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加以主动回应,形成沟通和互动,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给予理解,会有更多的真实反映民众理性的呼声,从而减少非理性的噪音,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有序”的社会舆论环境。政府官员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换意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网络在网民中征集建议与提案,这些都显示网络作为政治决策与民意表达相互沟通的一个直接平台正在发挥作用。

  从胡总书记、温总理上网体察民意,到各省市政府高官开博,网络实现高层决策与民间民意的互动,开始实质地介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条征集“总理记者招待会网民最想问的问题”的帖子出现在新华网发展论坛,网民们踊跃提问,数万名网友所提的上千个问题涉及农业、国企改制、反腐败、科技、教育、再就业、港台、外交等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网民对“两会”的关注,对国事的关心,深深地感动了温总理。总理公开对网民议政表示鼓励,这被看作是中国政府走向亲民、开放和透明的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表明政府对网络民主的重视。从“网民感动总理”,到“总理感动网民”,与其说这是中国网络史上一个令人感动的的标志性事件,毋宁说,一种“网络民主”的发展和完善,正以此作为新起点,值得人们期待并努力为之实践。

  网络民主的出现,是中国宪政民主的曙光。自由、民主、开放的网络催生了网民的自由、民主、开放。亿万网民成为大陆政府的“反对党”,用网络民主养成社会民主或者带动社会民主,必将是我们践行民主诉求的一种策略或途径。网络是一块最可贵的民主绿地,构建一个开放自由、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才能形成一个良序网络公民社会,不断培育公民意识,推进现代民主宪政文明。

  自信的政权,一定是宽容的政权;民主的政权,一定善于倾听每一个弱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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